国际素食联盟(IV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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疯牛病对大众健康的意义

Michael Greger

mgreger@opal.tufts.edu(617)321-9684

第六届国际素食大会上的演讲,1996年七月二十七日校正。请自由使用或者以任何方式分发

三月二十日通告

29岁的 Michelle Bowen在缓慢的痛苦中死去了。她在紧急剖腹产下她的儿子后三个星期进入昏迷状态(Moyes, 1996)。Stephen Churchill,一名学生,去年开始感觉忧郁和头晕,然后陷入恐怖幻境的梦魇;十二个月后死去,时年十九岁(Moyes, 1996)。二十岁的Peter Hall,在1994年圣诞节开始有忧郁的症状(Victims, 1996)。十二个月之后他已不能行走说话或自理生活。(Victims, 1996)他们都死于克雅氏病(Creutzfeldt-Jakob disease,CJD)。这种无情发展并且必定致命的痴呆症(Oxford, 1996)通常出现在六十多岁的老人中(MacDonald, 1996)。类似这些三十岁以下年轻人的病例在以前是极少见的(Creutzfeldt-Jakob, 1996)。

英国权威脑病学家 Bernard Tomlinson 在1995年圣诞节前后表示他因为害怕他的孩子们由病牛肉感染克雅氏病而不给他们吃汉堡时引发了一场骚动。1996年三月二十日,星期三,Tomlinson爵士的害怕被证实了。英国政府宣布:一种牛海绵状脑病(bovine spongiform encephalopathy,BSE)最有可能是这些死亡以及其它七例最近诊断的英国年轻人克雅氏病的病因(Brown, 1996a)。

1985年一个美丽的春天早晨,英国兽医 Colin Whitaker 用“十分不快乐”来描述世界上第一个有记录患有牛海绵状脑病BSE的奶牛(Robinson, 1992;Birkett, 1996)。被英国媒体称为疯牛病的BSE至今已有超过十五万头牛感染(Ministers, 1996),影响英国一半以上的奶牛场(Bovine, 1996)。一些顶尖科学家认为这最先几例人类死亡只是冰山之一角而已(Reynolds, 1996)。如果真是这样,英国可能面临着自黑死病以来最大的大众健康灾难(Cookson, 1996a)。最坏的估计会有数百万人因食用感染的牛肉而死亡(Mad, 1996c)。(译者注:英国现在每年约有20人死于疯牛病)

克雅氏病Creutzfeldt-Jakob disease( CJD )是一种人类海绵脑病(Harrison, 1991),其临床症状包括周复一周的恶化(Glanze, 1992)至眼盲和癫痫(Dealler, 1990)且其脑组织出现空洞(Gibbs, 1994)。这大概是夺去著名芭蕾舞指导 George Balanchine 的生命的疾病(Wlazelek, 1990a)。这种疾病在一百万人中大约有一个自发的病例(Worl, 1996)。但现在似乎有一个新的变种发生在年轻人的身上,这新的克雅氏病使大部分欧洲陷入恐慌(Britain, 1996)。(译者注:既新变异型克雅氏病 nvCJD或vCJD)

世界卫生组织最近表示认同英国政府对于新克雅氏病和疯牛病关联的判断(McGregor, 1996)。他们认定有一种新的克雅氏病,而疯牛病的流行最能解释它的出现。这是因为它有一些不寻常但一致的特征(McGregor, 1996)。除了患者非常年轻 - 平均年龄二十七岁相比于通常的六十三岁(Brown, 1996a;Pain, 1996)- 以外,患者呈现非典型脑电波EEG(Dillner, 1996)并且从患病到死亡的时间比老年人克雅氏病长一倍(MacDonald, 1996)。最可界定的特征则可以在脑部尸体解剖时看到(Ten, 1996)。除了不同于寻常克雅氏病的精神病症状外(Collinge, 1996),脑组织病变与Kuru病有明显的相似。Kuru病是在一个新几内亚食人部落(译者注:富雷族)中的脑疾病,该部落成员吃他们死去族人的脑(Public, 1992)。德国的克雅氏病权威专家在谈及这可能的新变种时说:“一切迹象都显示它的来源是疯牛病...”(German, 1996)。

英国医学负责人的观点:CJD和BSE之间的“可能”关联(Ministers, 1996)是“值得严重关切”的。这看法与以前十年的英国政府观点完全相反(Brown, 1996b)。这公告发布之后一天,五个欧洲国家禁止从英国进口牛肉(Doughty, 1996)而且一万个英国学校的餐厅停止提供牛肉(Cookson, 1996b)。几天之内,像麦当劳、汉堡王和Wendy的连锁店在英国停止卖英国牛肉(Wintour, 1996;Parker, 1996b)。

在英国的CJD-BSE布告发布不到一个星期之内,欧盟隔离了英国并且投票通过对英国牛肉进口的立刻且无限期的禁止(EU, 1996)。同一天,爱尔兰出动警察并动员军队封锁边界以避免英国人偷渡牛入境(Ireland, 1996)。这被描述为几十年来最大的行动。两天之后,英国本身也禁止了高危险牛肉的销售(Britain, 1996)。

朊毒体(Prions)

这传染克雅氏病和疯牛病的新奇传染体(Harrison, 1991;Modie, 1993)不引起身体的免疫反应(Patterson, 1995)因而可以在身体内缓慢积累(Lacey, 1991)三十年不显示任何症状(Collee, 1993)。没有人知道有多少人已被感染。伦敦医学院院长既英国政府海绵状脑病顾问委员会主席 John Pattison 认为可能已有五十万人正在发展克雅氏病(Cookson, 1996a)。他补充说:“在现在这个阶段,这是完全不可预测的(Reynolds, 1996)。”Pattison 教授说他不给他的孙子吃牛肉(Less, 1996)。微生物学家 Steven Dealler 是海绵状脑病研究运动的秘书,他估计最终的死亡人数在两百万左右(Hornsby, 1996b)。Pattison 教授据报导同意这种最坏可能状况的估计(Hornsby, 1996b)。儿童健康专家和世界卫生组织微生物顾问 Richard Lacey(Lacey, 1994)根据Kuru病的研究(McKie, 1996)相信在下一个世纪当克雅氏病达到高峰时英国每年可能会有五十万人死亡(British, 1996)。

现在几乎已经被普遍接受的是:这种人类和牛的疾病不是来源于一种病毒或者一种细菌或者一种真菌而是一种称为“朊毒体 prion”的传染性蛋白质(Carr, 1996)。整个关于朊毒体的概念在挑战生物学的基本原则(BSE, 1988),它被称为“现代生物学最隐秘难解的课题”(Phillips, 1991)和“全部生物学中最奇怪的东西”(Beil, 1996)。现在还不知道它任何繁殖(Public, 1993)而它由于构造特殊几乎无法杀死。烹煮、罐装和冰冻都无法充分的杀死它(Taylor, 1992;Lacey, 1991)。可以损坏核酸的化学药品和酶、消化道中分解朊的酶、还有可用的紫外线或电离性辐射剂量都不能有效的破坏其传染性(Dealler, 1991;Marsh, 1993)。高温消毒、家用漂白剂(Dealler, 1990)和甲醛也只有很少或根本没有作用(Holt, 1988)。一份研究甚至提出一个让人不安的疑问:焚烧是否能保证让朊毒体丧失传染力(Brown, 1990)?国家健康属(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专家 Joseph Gibbs 曾对康乃尔大学的食品科学系说确保牛肉安全的仅有的几种方式之一是将它用高浓度的碱如Drain-O浸泡(Gibbs, 1994)。朊毒体被称为世界上最小(Keeton, 1993),最致命的自然存在的生物实体(Hunter, 1993)。

英国的危机

疯牛病BSE“几乎肯定”(Kimberlin, 1992)是由于在牛的饲料中添加了粉碎的感染了羊海绵状脑病羊瘙痒症(scrapie,Modie, 1993)的绵羊而造成的。在现代的农业综合企业中,浓缩蛋白质(既肉餐和骨餐,是对“来源于屠宰场地板上的、不可食用的杂碎和器官、清理出的内脏、胎儿...”的委婉说法(Ensminger, 1990))被喂给奶牛以增加它们的牛奶产量,并被喂给其它大多数牲畜(Flaherty, 1993;Mad, 1990)。病牛的残余被再循环到牛饲料中可能导致了英国疯牛病的爆炸性发展(Collee, 1993)。英国医学杂志 British Medical Journal 的一篇社论描述疯牛病BSE的成因是“一次在牛羊之间朊毒体疾病的饮食传染性的偶然实验”(Harrison, 1992)。其后,当病牛肉进入食物链时,另一个在人类身上的“偶然实验”可能在八十年代后期的英国发生了(Harrison, 1992)。以后的几十年间,“我们将经过(该病的)潜伏时期”,我们在等着看这实验的结果(Harrison, 1992)。

普遍的恐慌首先发生在几年以前(Aldhous, 1990a)。到1989年,BSE已经成为英国农业曾经历的最严肃威胁(How, 1990),但是政府安慰公众称这疾病可能不会传播到其它的动物(Lacey, 1992)。然而在1990年四月,一只叫做麦可丝的暹罗猫(Siamese)死于一种前所未有的猫海绵状脑病(Lacey, 1994)。这一病例的最可能的解释是被疯牛病污染的猫食(Cherfas, 1990)。然后动物园里的动物如猎豹、鸵鸟和羚羊开始死亡(Kirkwood, 1994)。这些事件一起引起了公众的激动(Aldhous, 1990b)而且受到媒体空前的注意(Bradley, 1992)。因为害怕疯牛病的传播,医院、养老院(Schrof, 1990)及超过两千家学校(Bleifuss, 1993)停止或限制提供牛肉。有超过七十五万学童在这些学校中就学(O'Loughlin, 1990)。到1990年五月,据报导(英国)四分之一的人拒绝吃牛肉(Tilcon, 1992)。在六个月之内牛肉的价格下跌了百分之二十五(Modie, 1993),对养牛业造成严重打击。其后,澳大利亚、以色列(Pain, 1990)、和其它十多个国家因为疯牛病流行(United, 1990)而禁止英国牛肉的进口。

为了安抚日益增长的恐慌,英国肉类和家畜协会发动耗资六百五十万美元的广告宣传攻势吹捧红肉消费(Schrof, 1990)。电视上播放农业部长在和他四岁的女儿Cordelia一起吃汉堡时称:“真好吃!”(Caldwell, 1991;Pearl 1996a)。宣传取得了成功。牛肉被放回学校的菜单上(Bradley, 1992),而牛肉消费也回到了半正常的水平。尽管像Lacey博士那样的科学家继续给予警告,欧共体取消了牛肉禁运而且大多数其它国家也大大放松了贸易限制(O'Loughlin, 1990),直到1996年三月这些年轻人死亡的新闻被公诸于世(Britain, 1996)。

现今世界范围的牛肉禁运迫使英国同意花费数十亿美元把数百万头牛(Gruzen, 1996)杀死并且焚烧(Culling, 1996)或磨碎掩埋(Field, 1996)。这个决定得到全国农民联盟和农业部长的支持(Parker, 1996b)。英国商业委员会主席承认政府考虑用这些被屠杀的牛作为发电厂的燃料(Hornsby, 1996c)。尽管选择性的杀牛可能无法防止疯牛病的流行,因为英国曾经同意杀死的牛的数目已大大地被减少了。而且有证据表明朊毒体可以在土壤中存活许多年(Brown, 1991)或者可以存活于昆虫身上(Wisniowski, 1996)。

似乎比较好的解决方法是查明到底哪一头母牛患病而非不加选择地杀害它们。据报导这样一种在活牛中测试疯牛病的方法在七年以前由 Harash Narang,英国公共健康局的一位临床病毒学家, 提供给英国政府(Pearl, 1996b)。Narang 博士声称他因为这项工作而遭到严重的骚扰及被解职(Boseley, 1996)。食物政策教授Tim Lang将Narang博士所受到的待遇描述成:“难以置信地低劣”和“简直可耻”(Boseley, 1996)。评论家们假定政府不想让公众知道有多少染病的牛肉进入了食物链(Boseley, 1996)所以阻挠这样的测试以保护价值四十六亿美元的牛肉工业(Pearl, 1996b)。事实上,Lacey 博士声称英国政府在各个阶段都在隐蔽事实和篡改证据是不值得惊讶的事(Lacey, 1994)。

英国工党批评政府:“不计后果地忽略大众健康”(Parker, 1996b),“严重地自我安慰的决定”(Cookson, 1996a),和对这被英国首相称为自富克兰岛战争(Falklands War)以来政府面临的最坏危机作出的“可悲”的反应(Britain, 1996)。其他人也群起响应,对政府的拖延进行类似的批评(Pearl, 1996b)。一篇“新科学家”的社论述说了英国政府如何“在科学的建议不合他们意时就置之不理”(Give, 1996)。“The Lancet”的一篇社论批评政府错误地把没有证据证明有危险当作可以证明没有危险的证据(Less, 1996)。类似“没有办法可以预测...”的声明在政府的厅堂中似乎被转变为“没有证据说明...”(Ministers, 1996)。这些说法以及英国农业部长 Angela Browning 的政府姿态是“极端谨慎”的声明(Apocalypse, 1996)与现在来自美国政府的同一类声明有相当的相似(United, 1996)。与此同时,英国首相还在断言疯牛病和克雅氏病绝对没有关联(Apocalypse, 1996)而且至今还在试图让公众觉得吃牛肉是安全的(Less, 1996)。美国农业部同样地坚称美国没有疯牛病(Garrett, 1996)。

疯牛病和美国

美国有一亿头牛(Qualitative, 1991)和世界上最高的人均牛肉消费量(Flaherty, 1993)。英国种的疯牛病在1993年袭击北美(Case, 1994)。那一头牛来自(加拿大)Alberta省的一个农牧场并且是在美国加拿大禁运英国牛之前从英国进口的(Chen, 1996)。美国在1989年禁运英国牛之前进口的四百九十九头牛中(United, 1996),一百八十八头已被屠杀粉碎(Bleifuss, 1994)(大概作为其它牲畜的饲料)而还有三十四头下落不明(Dateline, 1996)。被屠杀的进口公牛之一带有“中枢神经系统异常”,对此美国农业部报告称“缺乏绝对的证据表明它有或没有疯牛病”(Bleifuss, 1994)。事实上美国农业部估计这些牛中至少有一头带有疯牛病的机会是百分之五十(APHIS, 1994)。虽然美国因为另一种与疯牛病不相关的疾病而禁运英国的牛肉已有十年(O'Loughlin, 1990),在1982年到1989年之间有超过十三吨的牛肉和骨粉从英国进入美国(Hueston, 1992)。而这些正是引起英国疯牛病流行的元凶。

美国本土有利于疯牛病爆发的条件包括其三十九个州中都存在羊搔痒症(Marsh, 1991)。我们无法知道这疾病的流行程度因为并非每一个州都收集此病的数据(Bovine, 1996)。为时四十年(Miller, 1993)的根除羊搔痒症计划被称为“可悲的失败”(Bradley, 1991),并且甚至被认为与最近羊搔痒症的增加有关(Marsh, 1991)。美国农业部在四年前承认失败并且放弃了根除羊搔痒症计划而代之以一个“完全自愿”的控制计划(Bleifuss, 1993)。在此期间,美国每年生产两万两千吨的羊屠宰场副产品,这些主要是牲畜饲料(Qualitative, 1991)。美国与英国的一大差别有助于减少疯牛病的发生,即美国羊相对于牛的比例要比英国小得多(Qualitative, 1991)。然而如果疯牛病已经存在,这一差别也就没有如何意义了。

倒地牛(Downer Cows)

在英国疯牛病被报导之前一年,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的兽医系主任 Richard Marsh,警告奶牛业者美国存在一种“前所未有的类似羊搔痒症的牛疾病”(Marsh, 1985)。水貂同煤矿中的金丝雀一样也是一种警报动物。例如它们最先显示了DES和PCB的毒性(BSE, 1992),而自1960年以来在美国的皮毛农场已有四次水貂海绵状脑病(也称为TME )的爆发(Robinson, 1994)。使研究者困惑的是他们无法以患羊搔痒症的羊脑通过食物传染给水貂(Marsh, 1993)。1985年一条线索终于出现了,TME扫荡了威斯康星州饲养的从未吃过羊肉的水貂(Tainted, 1990)。它们吃的肉几乎全部是来自称为“倒地”的奶牛(Marsh, 1991),这个工业用语指那些不知为何而瘫软在地无法在站起来的牛(Bovine, 1993)。Marsh 博士相信美国有一种形式的疯牛病存在,它表现为“倒地牛”病而非疯牛病(McNair, 1993;Marsh, 1993)。

倒地牛综合症是奶牛的一个主要问题(Radostits, 1994),在美国每年有数万头牛因为无法解释的理由而倒地不起(Bovine, 1993)。假设这些牛中有很小一部分是疯牛病的牺牲品,其含义将会极其恐怖。如果倒地牛能活足够长时间,它们就能直接被人类消费(Bovine, 1993)而且它们的骨头(和“嘴唇、头、关节、脚等等一起”(Ensminger, 1987))可以被熬成明胶(U.S., 1996b)。明胶是如棉花糖(marshmallow)等产品的主要成分。如果被认为是不适合人类直接消费的,则牛的尸体被通过一种叫作熬炼(rendering)的过程融化而作为牲畜饲料或宠物食料(Hearing, 1995)。现在国会讨论的倒地动物保护法(S. 1847 and H.R. 2143)将通过保证倒地动物可以被人道的安乐死而不是被拖曳到市场上从而禁止倒地动物用于人类消费(Hearing, 1995)。

经过了很多测试,但没有一种能排除美国奶牛群中包含某种疯牛病的可能性。像许多哺乳动物一样,水貂会被感染疯牛病;当水貂被喂以患有疯牛病的英国牛脑时它们也死于一种海绵状的脑病(Robinson, 1994)。在实验中,疯牛病可以从水貂传染给牛也可以从牛传染给水貂(Marsh, 1991)。然而关键的实验是把患有羊搔痒症的美国羊脑接种到美国牛身上(Cutlip, 1994)。在英国,被羊搔痒症感染的牛变得疯狂,它们抽搐(Caldwell, 1991)和狂乱地踢脚(Robinson, 1992)。但是在美国,被羊搔痒症感染的牛像倒地牛一样(Cutlip, 1994)蹒跚而死(Hourrigan, 1990)。这些实验对存在一种美国本土形式的疯牛病的猜测(BSE, 1992)提供了支持。但基于被这疾病毁掉的水貂农场数量极少,这种疾病似乎是极为罕见的,以至于 Marsh 博士断言就他所知美国的牛肉是“完全安全的”(Dateline, 1996)。

美国的监视程序

到1990年为止美国农业部有六十个实验室在监控美国牛群中的疯牛病(O'Loughlin, 1990)。1991年,确保美国家畜健康的机构动植物健康检查局(APHIS)作出结论认定:“在美国的牛中出现疯牛病的可能性是极低的”(Bleifuss, 1993)。然而,APHIS和其他人(Hueston, 1992)的假定是:“患有羊搔痒症的羊是疯牛病的唯一来源”(United, 1993;Quantitative, 1991)。鉴于有证据支持一种本土类型疯牛病,上述假设是有问题的。同样地,美国农业部的监控计划(被描述为缓慢、笨拙和低效)(Moore,1993)开始寻找类似狂犬病的传统英国种疯牛病(Miller, 1993),而完全无视已有的证据。1992年六月,一个美国农业部顾问组织认为变更研究计划以考虑到本土型疯牛病的可能性是:“不合时宜的”(Bleifuss, 1993)。作出这决定的审查会员包括了全国牛奶生产者联盟、全国屠宰副产品加工协会、美国羊业协会和全国养牛者协会的代表(Bleifuss, 1993)。

然而在1993年,美国农业部也开始测试倒地牛(Flaherty, 1993)。总计有两千七百九十一份(WHO, 1996)来自四十三个州的可疑牛脑受到 APHIS 的检验(United, 1996),而且已有计划增加检查数量(U.S., 1996b)。他们报告在美国没有找到疯牛病的证据(United, 1996)。遗憾地是,他们使用的显然英国官员的标准检查技术(Altman, 1996d)。被怀疑的美国种疯牛病不仅外观不同,受到美国羊搔痒症感染的牛脑看上去也和英国的不同(Cutlip, 1994)。所以在采集的牛脑中其实只有很少一部分受到正确的检验(Dateline, 1996)。即使所有样品都用更恰当的检验技术检查,Marsh 博士感到样品的数量太少而不足以给我们安全感(Altman, 1996d);从统计上讲照这样的取样比例可能有一千头病牛漏网(Bovine, 1996)。

也有人怀疑美国农业部试图有意掩盖可能病例以保护价值一千五百亿美元(Kahler, 1996)的牛肉工业免于崩溃(Beef, 1996a)。牛肉是美国农业的最大收入来源(Weber, 1996)。单是美国牛肉出口就价值数十亿美元(Beef, 1996b)并且被描述为“美国牛肉工业的未来”(Webb, 1996)。只要报告一个疯牛病例就可能使整个牛肉工业陷入危机(Gibbs, 1994)之中。

政府和个人在影响商业利益的情况下倾向于掩盖消息是有记录的。例如在德国,科学家们已承认有许多疯牛病例没有被报告出来(Neale, 1996)。据报导爱尔兰也隐瞒了一次最近的疯牛病爆发以保护其牛肉出口(Irish, 1996)。当为了焚烧病牛而给予英国农民的金钱补偿从市价的一半增加到全额时,报告的病牛数量激增了百分之七十三(Dealler, 1990)。早先的经济损失因素大概让农民们忽略了一些病牛。事实上,英国的疯牛病情况被严重低估了,据估计有多达百分之四十的临床病例没有被政府的统计包括进去。在美国当因为羊搔痒症的损失赔款增加了三倍时,被感染的羊群数量也同样增加了三倍(Qualitative, 1991)。“周日电迅”报告称:“英国官员相信一些欧洲国家因为惧怕对自己农场工业的后果而隐蔽或者忽略‘疯牛病’的证据”(Neale, 1996)。估计在整个欧洲有成千上万的被传染动物没有被报告(Cracknell, 1996)。

一份日期标明1990年十月十二日的内部备忘录从欧盟消费者事务部泄漏出来(Mad, 1996b)。这份备忘录被一个著名的法国消费者出版物 Que Choisir 公之于众,其中描述了给予由欧盟各国兽医官员组成的兽医常务委员会的指示(Mad, 1996b)。备忘录第一条称:“我们对疯牛病必须保持冷淡的态度以免引起不利的市场反应。我们不应该再提起疯牛病一事”。第二条:“我们应该通过官方渠道要求英国停止发布任何有关疯牛病的研究结果”。文件作出结论称:“一般来说,必须通过假消息来把这疯牛病事件减到最小。说媒体有夸张的倾向更好”(In, 1996)。1996年六月三十日,“Journal du Dimanche”在星期日头版刊出了这份机密备忘录(In, 1996)。这故事被草拟该备忘录的前官员证实(Helm, 1996),但是欧洲议会的一个调查发现这个会议的记录神秘地“消失”了(Bodkin, 1996)。

许多英国学者对此的看法是,问题在于“英国农业渔业和食品部”同时代表消费者和牛肉工业的利益(Masood, 1996)。类似的利益冲突也存在在美国。美国农业部所管辖的是促进农业产品而且保护消费者健康。至少在英国,政府为了保护牛肉工业集中精力于公关危机处理而非任何实事,结果最后不仅伤害了工业界也伤害了消费者、农民、和政府本身(Delamothe, 1996)。

美国的饲料禁令

有像 Marsh 博士一样的科学家指出:“在英国发生的事件也可能会在这里(指美国)一模一样的发生”(Tainted, 1990),而且牛肉消费量已经跌至三十年最低点(Schrof, 1990),难怪美国农业部要担心。同英国一样,把死去的牛作为牛饲料在美国已有十多年了(O'Loughlin, 1990)。根据美国农业部“几乎所有的(美国)饲料加工厂在其饲料中用了肉和骨粉”(Bovine, 1996)而且大多数美国牛被喂以加工的动物组织(Quantitative, 1991)。事实上,在美国被加工为饲料的牛尸体中至少有百分之十四被喂给牛(Marsh, 1993),另外有百分之五十被喂给猪和鸡(Hueston, 1992),而且被加工为饲料的牛和这种添加剂的使用在持续的增长(Qualitative, 1991)。仅在1989年美国就加工了两百万吨牛以主要用于牲畜饲料和宠物食物(Qualitative, 1991)。美国农业部鉴于比之英国更大规模的牛“再循环”承认:“在美国疯牛病传染的潜在风险比英国要大得多”(Qualitative, 1991)。自1987年以来,动物蛋白在商品奶牛饲料中的应用有显著的增加(Tainted, 1990;Marsh, 1993)而最近开始使用的牛生长激素(BGH)因为会增加奶牛对能量的需求而将进一步增加奶牛饲料中加工动物蛋白的比例(Bleifuss, 1994)。

虽然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曾有一个患有克雅氏病的妇女的初乳感染老鼠的例子(Tamai, 1992),世界卫生组织认为母牛的奶是安全的。给奶牛喂动物组织的危险主要来自于它们很早就“退休”而变成汉堡(Bradley, 1993)。美国人每年吃掉二十六亿磅的奶牛(Bleifuss, 1994);被屠宰的牛中大约有三分之二来自奶牛(Qualitative, 1991)。超过一半的美国奶牛在被屠宰时还不到四岁(Walker, 1991)主要因为它们或者“生殖能力不够”(Strandberg, 1996)或者产奶量开始下跌(Reference, 1996)。美国人吃掉的汉堡肉中有五分之一来自这些被筛选下来的奶牛(Bleifuss, 1994)。

最近主持了一次世界卫生组织对疯牛病的调查的 Gibbs 博士(McGregor, 1996),认为在一百万头牛中会自然地发生一例疯牛病(Flaherty, 1993)。Gibbs 在威斯康星大学的一次专题研讨会上说:“我相信在这里[美国]有疯牛被吗?我当然相信”(BSE, 1993)。创造了朊毒体这个词的科学家 Stanley Prusiner 对朊毒体研究已有超过二十年时间,据报道他同意疯牛病在美国一定在低水平上存在(Mad, 1996a)。Marsh 博士和他的四个同事宣布:“今天在美国很有可能存在从牛到牛的传染性海绵状脑病循环”(AVMA, 1994)。据信只要吃下一茶匙的高传染性肉或骨粉就可以使母牛感染疯牛病(Collee, 1996)。因为这个因素以及朊毒体可以适应其载体并且随着时间而增加毒性的证据(Mad, 1990),禁止把牛喂食给牛是绝对必要的。

1993年六月,一个华盛顿的公众利益组织“经济趋势基金会”请求美国食品药物局(FDA)禁止把任何反刍动物(牛和羊)喂给反刍动物;欧共体在此三年前已经发布了同样的禁令(EC, 1990)。这个法律请求基本上被忽略(Apocalypse, 1996)。其后一年美国农业部提议至少停止把羊的下脚料(内脏、淋巴和脑)喂给母牛(Honstead, 1995),但这个提议由于饲料加工业和养殖业的强烈抗议而作罢(Hager, 1996)。美国肉类协会不同意这提议背后的动机,声称“损害肉类工业以偏袒一部分社会成员...没有任何益处”(AVMA, 1994)。

在英国承认人们可能死于吃牛肉之后一星期,国际技术评估中心提出了一个类似的反对以反刍动物喂养反刍动物的法律请愿。一个主要的消费者组织,食品和健康政策的公众声音,也要求发布禁令(Conditions, 1996)。在最新的请愿提出三天之后,肉类工业宣布了一个“自愿的”禁令停止把母牛喂给母牛(Apocalypse, 1996)。七年之前,同一个工业承诺停止把羊脑喂给牛。美国农业部已经证实这彻底失败了(Honstead, 1996)。美国官员承认要确证肉类工业遵从现在这个自愿禁令是“非常困难的”(Altman, 1996d)。事实上,这个“自愿”禁令发布几个星期之后,以反刍动物的蛋白作为饲料仍然在以每天上百万磅的速度进行(Apocalypse, 1996)。奶制品工业官员说自愿的禁令几乎没有任何效果(McNair, 1996),这支持“媒体和民主中心”主任 John Stauber 的异议既这个自愿禁令只是一个“毫无价值的公关赝品”(Stauber, 1996)。

1996年四月三日世界卫生组织要求在世界范围内禁止把动物组织喂给家畜(Altman, 1996c)。美国农业部已经承诺要“加速通过”这类规定(Altman, 1996b),但是可以预期这意味着通过一个正式的禁令将花费十二到十八个月(Altman, 1996b)。美国饲料工业协会称此禁令为“一个激进的提议”(Evans, 1996)。然而这提出的规定不禁止把牛的残余喂给其它动物如鸡而鸡粪又常常被喂给牛作饲料(Ensminger, 1990)。即使在已经有法律的英国,去年的随机突击检查发现有一半被查的屠宰场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违反喂牛给牛的禁令(McKie, 1996)。欧洲兽医联盟的一个官员说:“你可以禁止这个那个直到你脸发蓝”但如果没有适当的执法程序这些禁令不会有很大的影响(Butler, 1996)。

全国养牛者协会( NCBA )的牛肉安全与牛健康主任 Gary Weber 在三年以前承认其工业确实能找到在经济上可行的代替以动物蛋白喂养其它动物的办法。但是养牛者协会不想有一个被“积极分子”管辖的先例(BSE/Scrapie, 1993)。Weber 博士在1996年四月应邀参加 Oprah Winfrey 主持的电视节目(Dangerous, 1996)。Oprah震惊于美国牛吃牛的事实,发誓她再也不吃汉堡了(Dangerous, 1996)。一份美国政府内部关于公关危机管理的文件显示政府事先知道这种喂养方式会“易受媒体的攻击”(Apocalypse, 1996)。在 Oprah 提醒观众牛应该是食草动物时,Weber 博士为之辩护说“在你们把这些反刍动物简单地看成素食者之前,请记住它们喝牛奶”(Dangerous, 1996)。

在节目播出之后牛的价格直线下降(Texas, 1996)。牛肉工业将此归咎于 Oprah(Next, 1996)。全国养牛者协会的主席称 Oprah 为“宣传反牛肉的一个啦啦队长”。得克萨斯农业代表在一份事先准备好的声明中说:“我们不会坐视垃圾电视节目摧毁一个重要的工业”(Texas, 1996)。得克萨斯农业官员计划以一条1995年通过的禁止没有根据而对易腐烂食品评论的州法律状告该电视节目上的一位来宾:由养牛者变成素食者的霍华德-赖曼(Texas, 1996)。有十二个州有类似的法律(Collings, 1996)。部分官员就是为了回应英国有人死于疯牛病的悲剧而在四月四日举办公开野餐会作为讽刺的那些得州官员(Apocalypse, 1996)。得州总检察官后来决定反对这一诉讼,因此得州的养牛者决定直接控告 Oprah Winfrey(Oprah, 1996)。同样参加电视节目的还有 Beryl Rimmer, 他十六岁的孙女是英国十名患有新变种克雅氏症的年轻人之一(Dangerous, 1996)。双眼盲了的等待死亡,她处在必须靠生命维持系统延续生命的植物人状态(Macintyre, 1996)。据报道政府克雅氏症监控机构的医生叫他不要把他孙女的苦难公诸于众,叫他“想想经济和共同市场”(Lacey, 1994)。

在这个电视节目中 Weber 博士断言没有有疯牛病症状的动物会进入美国的食品加工厂(Dangerous, 1996)。即使这是真的,有人指出大部分被感染且有感染力的牛在显示出疯牛病的临床症状之前就已变成了牛肉(Patterson, 1995)。事实上,相对于每一个在英国被焚烧的“疯”牛,可能有上百头牛在任何疯牛病的表面症状出现之前就被屠宰出售(Radford, 1996)。Narang 博士估计所有进入食物链的英国牛中有三分之一带有疯牛病。微生物学家 Dealler 在公共医学杂志(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Medicine)中写到:“很有可能绝大多数自疯牛病流行开始以来曾经吃过英国牛肉的人都已被暴露[在感染源]...”(Patterson, 1995)。据估计,英国所有的成年人平均已吃过五十餐含有病牛组织的饭(Boseley, 1996)。比起英国,美国奶牛更早就被精选,因此阻止病牛组织进入食物链可能更为困难(Qualitative, 1991)。

评估风险

在最近英国政府通告克雅氏病与疯牛病的关联之后一星期以内,全国养牛者协会发布了一个立场文件称:“科学证据表明牛肉和牛奶没有危险因为没有证据显示造成疯牛病的病源存在于牛肉或牛奶之中”(National, 1996)。即使美国农业部也不同意这个说法,称:“在二十年或更久时间内无法证实英国牛肉的安全性”(Bleifuss, 1993)。正如退休的临床神经学教授 W.B. Matthews 说的:“说英国牛肉完全无害是不科学的,因为这个问题尚未被检试或可能根本就无法检试”(Matthews, 1990)。

养牛者协会大概是指一系列将病牛肉传染给老鼠而老鼠并未患病的研究(Middleton, 1993)。然而老鼠模型不见得是估计人类风险的可靠或足够敏感的指针(Dealler, 1995)。这些研究确实显示的是病牛的脑和脊髓可以致病(Middleton, 1993)而在屠宰场中取牛肉是通过用锯子锯开牛的尸体,这常常会把牛脑(在这个阶段牛脑摸起来像布丁一样(Dealler, 1990))搀和在肉中(Dealler, 1991)。而且,患有海绵状脑病的其它物种的肉(肌肉、血、外围神经和淋巴组织)已被显示是有传染力的(Dealler, 1991)。最后,有些人认为朊毒体会在体内积累,假以时日,很小剂量的朊毒体也会积累变多(Lacey, 1991)。

虽然有这些惊人的旁证,并没有直接证据吃下传染性剂量的疯牛病组织会造成人类的克雅氏症(Creutzfeldt-Jakob, 1996)。最近在英国的死亡也有可能结果根本与吃牛肉无关。为了回答这个问题,现在正有一项对解剖的脑组织进行称作 strain typing 的进一步实验,这可能会为疯牛病-克雅氏病的关联提供有力的实验证据(Almond, 1995)。然而这实验要等十八个月之后才会有结果,而且也不一定能提供确定的答案(Creutzfeldt-Jakob, 1996)。另一研究通过基因改造老鼠使它们表达人类蛋白,该研究似乎表明人类的风险很小但结论尚不完整(BSE, 1995)。这实验要得出结论还要一年半的时间(Creutzfeldt-Jakob, 1996)而且即使在那时对其可靠性可能还会有怀疑(Hope, 1995)。法国政府的科学家称已找到第一个建立疯牛病和克雅氏病之间联系的实验证据(French, 1996)。被疯牛病感染的短尾猴的脑组织与新变种克雅氏病同样的损伤(Lasmezas, 1996),这种损伤以前被认为是新变种克雅氏病所特有的。这个结果提供的至今最有力的证据支持人类的新变种克雅氏病来自疯牛病的假设(Aldhous, 1996)。

疯牛病已经传染给一打吃过被感染组织的物种(Dealler, 1995;Bons, 1996)。已经有另外八十只猫跟着 Max 进了坟墓(Mad, 1996c)。在实验上,人们能把疯牛病传染给猴子(Baker, 1993;French, 1996)、猪、以及其它四个物种(Patterson, 1995)。似乎没有任何理由疯牛病不能同样地传染给人类(Bleifuss, 1994)。事实上迄今为止,疯牛病已被证明比其它传染性海绵状脑病更具传染性(Dealler, 1993)。疯牛病似乎更容易传染给其它动物,尤其是通过食物(Aguzzi, 1996)。没有人知道人类会被传染的机会有多大。最近,当一名英国议员问 Dealler 博士他从疯牛病牛肉中感染克雅氏病的机会有多大时,Dealler 博士回答说:“从百分之零到百分之百”。

最近一只在英国一个动物园中被喂以据称适合人类消费的肉食的猕猴染上了一种海绵状脑病(Bons, 1996),但吃类似食物的狨猴却没有患病(Ridley, 1996)。然而猕猴和短尾猴不同于狨猴,它们是“旧世界”的猴子,因此“代表了可用的在进化上最接近人类的实验模型”(Lasmezas, 1996)。最新的数据来自于对牛和人类基因的比较(Krakauer, 1996)。有两个引人注目的相似之处存在于大猩猩、黑猩猩、人类、还有牛的朊毒体基因之中,这可能会使人类更易于被疯牛病传染(Krakauer, 1996)。这个结果“只能被说成是值得忧虑的”(Gee, 1996)。

需要附带说明的是,牛并不是朊毒体疾病唯一的可能来源。美国的公共健康局的医学主任 Paul Brown(Gruzen, 1996),相信猪和家禽可能带有疯牛病并把它传染给人类,并且接着说猪对此疾病尤其敏感(Pearce, 1996)。“这是一个推测”,Brown 说,“但我绝对不是在开玩笑”(Pearce, 1996)。尽管有证据表明这风险不大(Hawkes, 1996),英国政府还是在1996年三月二十日禁止农民把加工后的牛血、骨、脂肪、和下脚料喂给猪和家禽(Hargreaves, 1996)。一个半星期之后,他们甚至停止使用哺乳动物的肉和骨粉作为肥料(U.K., 1996),而与此同时美国还在喂牛给牛。在谈及政府对这种做法置若罔闻时,Brown 博士说:“我们在玩火”(Gruzen, 1996)。

克雅氏病和美国 如果在美国确实存在某一种形式的疯牛病,我们应该可以发现克雅氏病的发病率增高。然而在美国克雅氏病并非一种被公告的疾病(Holman, 1995)。因为疾病控制中心(CDC)不积极的监控这个疾病(Altman, 1996d)类似于发生在英国的发病率的增高可能会被忽略(Altman, 1996d)。几个美国克雅氏病的发病群已经被发现了。迄今为止美国已知最大的五倍于期待发病率的克雅氏病爆发发生在宾夕法尼亚州的 Lehigh Valley,与此关联的因素之一是乳酪消费量(Little, 1993)。另一个引人注目的克雅氏病升高发生在佛罗里达(Berger, 1994),而在俄勒冈也有一个传闻中的克雅氏病高发区(Boule, 1996)。然而在几个州中对死亡报告的调查显示美国在1979年至1993年间克雅氏病的发病率是典型且稳定的(World, 1996)。为了跟踪克雅氏病,疾病控制中心刚刚开始了一项对四个州的死亡报告的研究(Altman, 1996a),但因为死亡报告的诊断不精确(Davanpour, 1993)这个调查不一定能提供准确的评估。

朊毒体疾病在美国和其它很多国家的流行程度仍然是一个谜(Harrison, 1991)。使这不确定性更复杂的是,对于非典型的痴呆症很少进行尸体解剖(Harrison, 1991)因为医护人员惧怕被传染(Altman, 1996a)。在美国,官方公布的发病率是每年每一百万人中有一个病例(World, 1996)。然而一项非正式的神经病学家调查认为理论上所有痴呆症中有百分之二到百分之十二实际上是克雅氏病(Harrison, 1991)。数十万美国人患有严重的痴呆症(Brayne, 1994;United, 1995)。另两个研究估计痴呆症患者中平均百分之三是克雅氏病人(Mahendra, 1987;Wade, 1987)。一份1989年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初步研究显示被诊断为痴呆症的病人中有百分之五实际上是死于克雅氏病(Boller, 1989)。看起来克雅氏病现在被严重低估了(Harrison, 1991)。

对克雅氏病最常见的误诊是老人痴呆症 Alzheimer's disease(Harrison, 1991)。我们政府的克雅氏病最高专家(Wlazelek, 1990a),Brown 博士甚至描述克雅氏病为:“快进中的老人痴呆症”(Wlazelek, 1990b)。这两种疾病的症状和病理学都有重叠(Brown, 1989)。例如,老人痴呆症患者的脑组织可能有海绵状变化而克雅氏病患者的脑组织可能有细胞外老年斑(senile plaque)(Brown, 1989)。它们的病因也可能重叠;流行病证据显示长时期每星期吃肉超过四次的人比长期素食者患痴呆症的机会高出三倍(Giem, 1993),但这个结果可能受到血管因素的影响(Van Duijn, 1996)。Brown 博士甚至说在英国死于新变种克雅氏病的年轻人的脑组织看起来像老人痴呆症患者的脑组织(Hager, 1996)。Prusiner 博士猜测也许我们最后会发现老人痴呆症也是一种朊毒体疾病(Prusiner, 1984)。根据老人痴呆症专家 Gareth Roberts ,这疾病在年轻患者中可能看起来像多发性硬化症或某种严重的病毒感染(Brain, 1996)。

估计有两百万到三百万美国人受到老人痴呆症的折磨(Scully, 1993); 它在美国老人死亡原因中排第四位(Perry, 1995)。超过百分之二十被临床诊断为老人痴呆症的病人在尸体解剖时发现根本不是如此(McKhann, 1984)。在耶鲁大学,临床诊断为老人痴呆症的四十六位病人中有六位在尸体解剖时发现是克雅氏病(Manuelidis, 1989)。在另一死后研究中发现十二位“老人痴呆症”患者中有三位死于某种海绵状脑病(Teixeira, 1995)。因为研究朊毒体疾病而荣获诺贝尔医学奖(Manuelidis, 1985)的 Carleton Gajdusek 估计来到老人痴呆症诊所的人中有百分之一实际上患有克雅氏病(Folstein, 1983)。在美国死于克雅氏病的人可能比以前想的要多数百人(Hoyert, 1996;United, 1995)。

最新的牺牲者

在审查英国发生克雅氏病大流行的可能性时,一个政府顾问写到:“我不能想像生病的数量会仅止于十个案例”。他似乎是对的。到1996年三月底之前病人的数目已被修订为(未确证的)十二(Dillner, 1996)。随后两个三十多岁的妇女在德国死去(Bradley, 1993)。最近一个二十六岁的人在法国死去; 法国当局在向英国健康官员查询之后作出结论认定它与英国的十个病例“完全相同”(Identical, 1996)。最新的可能牺牲者之一是纽约一名二十四岁的女子,她可能是因为收到一份英国牛肉片的圣诞节礼物而染病(Illness, 1996)。到四月底,又有一名英国女孩被诊断为克雅氏病(Girl, 1996)。她年仅十五岁,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年轻的克雅氏病患者(Girl, 1996)。在疯牛病类型的克雅氏病诊断被确认之后,权威神经学家 Peter Behan 作出了一个有争议的宣告:她“吃汉堡而感染此病”(Illness, 1996)。到六月又找到五个怀疑病例(Scientists, 1996)。假设潜伏期是十五年的话,所有这些前几个月在英国患病的年轻人大约是在仅有几百只病牛的时期被传染的(MAFF, 1996)。仅在1990年,估计有二十五万患有疯牛病的牛被人们吃了,人们不禁要问在进入下个世纪之后会有多少人死去(Arthur, 1996)。

在美国我们有一个继续不顾公众安全的工业和一个保护商业利益而非消费者利益的政府。政府反对禁止把牛羊尸体喂给牛羊是如此顽固,其原因可以在一份1991年美国农业部的题为“疯牛病:熬炼(Rendering,指加工动物屠宰残余作为饲料)政策”的文件中找到线索(Bleifuss, 1993)。该文件是通过“自由获取信息法案(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获得的。该文件比较了包括完全禁止将反刍动物喂给反刍动物在内的各种预防措施的成本(Bleifuss, 1993)。这个办法(指禁止将反刍动物喂给反刍动物)的支持者感到这可以最大限度的减少对公众健康的威胁(Bleifuss, 1993)。然而 APHIS 解释说这办法的“缺点”在于“给家畜和饲料工业造成的显著成本”(Apocalypse, 1996)。诸如大豆的植物来源也可以用,但是将比肉和骨粉贵百分之三十(U.S., 1996a);如此给养牛业者造成的收入损失估计在每头牛每天五美分(McNair, 1996)。文件更进一步断言这样一种政策,“可能会给美国的家畜和饲料工业带来重大问题”(Bleifuss, 1993)。熬炼(rendering)工业、饲料工业、养牛工业年销售额分别为十二亿、二百亿、和六百亿美元(Bleifuss, 1994)。

德国农民协会把疯牛病危机的中心问题归咎于“英国对利润的贪婪”。约克郡的大主教最近也把疯牛病流行归咎于贪婪(和利润)。除了简单地责备奸商之外,我想这个危机显示了政府为了避免给强大的利益团体造成经济损失愿意做到什么程度,与此同时给那些它们声称它们代表的人们带来不可估量的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