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素食聯盟 (IV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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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夫-托爾斯泰 (1828-1910)
托爾斯泰與自然世界


選自《素食主義者》The Vegetarian)1987年1-2月號,英國素食者協會(The Vegetarian Society UK):

列夫-托爾斯泰作為小說家,《戰爭與和平》和《安納-卡列尼娜》的作者享譽世界,家喻戶曉。相比之下,他的論宗教與道德的作品就顯得鮮為人知了。然而作家本人所最看重的,並且希望成為他所以聞於後世的,恰恰是這些作品。

托爾斯泰是貴族地主出身。在那個經濟劇烈變動的時代,莊園主佔有土地,役使農奴勞作,從中聚斂財富享有特權。農奴則是他們土地上的附屬物,直到1861年才在政治上獲得解放。托爾斯泰的亞斯納亞-博利爾納(Yasnaya Polyana)莊園是一份不算大的家產,但這卻是作家一生所鐘愛的地方,是他不尋常的事業中一個寧靜的停泊港灣。托爾斯泰兩歲喪母,九歲喪父,兄弟四人寄養在一個姨媽家中,並在姨媽的監督下受教於家庭教師。這種狀況一直到1846年列夫-托爾斯泰入喀山大學學習為止。在學校裡,他過的是貴族子弟式的生活。後來,托爾斯泰不無誇張地回憶過自己早年沉湎於聲色犬馬的放縱生活,包括賭博、酗酒和淫亂等行為,他都心甘情願地參與其中。在學業上,他先學東方語言,後改習法律,但都未卒業。作家在此後的一生中,都是在嚴峻的道德考問中度過的,但他也從未停止過對靈與肉完美的追求,不斷制定出規則修正自己的生活。大學裡無系統的學習之後,漫無目標、無所歸依的托爾斯泰同他作軍官的弟弟尼古拉來高加索投軍。他參加了1854年爆發的克裡米亞戰爭,在塞瓦斯托波爾(Sevastopol)圍城戰役中,他雖然擅自行動,不聽調遣,卻也表現出英勇無畏的品質。

戰爭結束後的一個時期,托爾斯泰開始漫遊歐洲列國。他的足跡遍及法國、瑞士、英國和德國,每到一國便悉心考察當地的教育體制和教學方法。他曾在1859年在自己的農莊為農奴子弟開辦學校,實踐他所推崇的的自由主義教學主張。歐洲歸來,托爾斯泰又重新開辦了學校,他的鄉學一直持續到他結婚時為止。在巴黎時他親眼目睹了一次在斷頭台上公開執行的死刑。人性中的冷酷與殘暴激起了他持久的憤慨,更堅定了他反對國家暴力的態度。“我永遠不願為政府工作,不管是任何地方,任何政府。”

1862年,托爾斯泰與索尼亞-貝爾斯(Sonya Behrs),一個十八歲的姑娘,結了婚。婚後幾年,琴瑟和諧,托爾斯泰那在他以前的隨筆、小說(如《童年》、《青年》、《塞瓦斯托波爾散記》和《哥薩克人》)中已經有所表現的文學才華此時也以兩部鴻篇巨著《戰爭與和平》和《安納-卡列尼娜》而大放異彩。這兩部小說奠定了他作為歐洲文壇巨匠的聲譽。然而世俗的成功和家庭的幸福並未使他停止對宗教靈性問題的追尋。這種探尋如一股潛流貫穿作家的一生,雖然有時隱而不顯,卻始終不絕如縷。早在童年時代,托爾斯泰便表現出對哲學的與他年齡不相稱的興趣。1855年在塞瓦斯托波爾,他在日記中表達了想要建立一種基於理性的宗教的宏偉願望。“關於神性與信仰問題的探討使我看到一種卓越而偉大的理想。為了實現這樣一個理想,我可以獻出我的一生。”這理想也就是要建立一種新的、現世的宗教,這是基督所宣講的、但又滌除了一切教條和迷信的宗教,一種具有現實精神的,創造現世天堂的,而非僅僅是寄希望於來世的宗教。

在創作《安納-卡列尼娜》的過程中,這種對宗教的探尋變得更加迫切。列文成了他本人苦惱的化身。但是,完全反映了托爾斯泰所面臨的困境的,還是《懺悔錄》。他這樣敘述自己逐漸發現生活的麻木不仁的處境:“有時候,我感到生活的困惑和無助,好像我不知道該怎樣生活,該做什麼。我感到如有所失,心灰意冷。”他不能接受生活本沒有目標的說法而以斯多葛主義的超然承受命運安排。一個念頭在他心裡揮之不去,存在本有理由,但這個理由他可能永遠也找不到。雖然是知名的作家,有美滿的婚姻和幸福的家庭,托爾斯泰卻時常起過毀滅自己的念頭。他藏著繩索、手槍,幾乎想用這些東西結束自己的生命。但他仍是不懈地找尋,想找到那個能賦予生活以意義的答案。“人固有死,然則我的生命有沒有一個雖死亡亦不能磨滅的意義呢?”

他終究不能一死了之,又轉向科學和周圍的人尋求啟示卻終無所獲。絕望之中,他終於放棄了理性,開始沉迷於宗教。唯有信仰能給予人生以意義。“信仰是生活的力量。”托爾斯泰開始研究歷史上的各種宗教,佛教、伊斯蘭教,尤其是基督教。然而上流社會中的東正教信徒們不能在生活中實踐他們的信仰。於是,托爾斯泰轉而“接近那些貧寒、朴質的信眾,接近朝聖者、僧侶、非正統教徒和農民。”無論過去還是當時,勞動者深悉生命的意義,他們的生活方式吸引著托爾斯泰。他回歸了童年時代的宗教。“我重又找到了對那個創造了我,又賦予我某種使命的意志(Will)的信仰。”但是,雖然他降心從俗聆聽講道,接受那些看起來不無荒謬的教義,他仍然不能長久的滿足於東正教的信條。教會是分裂的禍根,戰爭和暴力的誘因。它的教義必然是真偽參半。托爾斯泰以高度的自信,慨然以去偽存真、發明耶穌正教自任,著《神學教條批評》、《四福音書新譯新解》闡揚宗教本旨而斷以己意,最終完成《我的信仰》一書。托爾斯泰研究《聖經》,尤其注意於《福音書》中“登山寶訓”。他把耶穌訓命的精髓約為五條戒律,在《我的信仰》中加以闡發。在1882年的一封信中,他又進一步把五條戒律總結為“勿怒,勿淫,勿詛咒,勿斷人曲直,勿爭鬥。這就是我對耶穌教誨的理解。”

五條戒律指示人與人相處的準則。托爾斯泰隨後又試圖在基督教教義與如何處理人與動物的關係中間找到聯繫。“耶穌基督並沒有宣講對動物仁慈。但他講愛,講泛愛眾生。從他的博愛的教義,我不可能不得出愛動物的結論,這一點在當時只是未及明示罷了。”托爾斯泰博覽群籍,其中也涉及東方宗教的經典,並把這些閱讀的成果編輯成書,是為《群經循讀》(The Circle of Reading)。廣泛的涉獵使他眼界大開。後來他寫道:“生命的意義乃是在於遵循和實踐那個永恆的大道(that indefinite principle)的意志(will)。道不遠人,人即在道中。而道的意志就存在於一切眾生的和睦共處,尤其在於人類的博愛與互助。”

托爾斯泰是逐漸放棄肉食,轉而吃素的。其中起決定意義的事件當是F. G. 弗雷(Frey)於1885年造訪托爾斯泰的莊園。弗雷是俄羅斯人,博聞強記,化名弗雷於1868年赴美國實驗共產主義農莊。實驗失敗後,他取道英國返回俄羅斯。據阿爾莫-毛德(Aylmer Maude)所說,托爾斯泰正是從弗雷那裡第一次聽到關於素食的全面的論述並且欣然接受了他的理論。弗雷引解剖學的理論證明肉食並非適宜於人體的食物,水果和堅果才是理想的選擇。托爾斯泰決定從此放棄動物性食物。

素食主義成了托爾斯泰哲學中重要的一個方面,但他關於素食的著論只有《向上階梯第一步》(The First Step,1892)文章收入了《隨筆集》。這實際上是豪爾德-威廉(Howard Williams)《飲食倫理》(The Ethics of Diet)俄文版的序言。托爾斯泰對屠宰牲畜的譴責曲折隱晦,似乎是因為運思之深而無法輕易言之。他說,達於至善的路是一個道德進益的過程,這個過程遵循一定的順序,不能越級。美德始於自律和滌除私欲。自律始於戰勝貪饕、惰怠和情欲而不為這些基本欲求所勝。而制欲的努力必始於克制饕餮之欲,這就要求齋戒。然則,諸般食物何者當先戒?托爾斯泰認為,必先戒肉,因為肉食使人心躁,冷酷不仁,而且食肉必然伴隨對動物的虐待和屠殺。文章以關於圖拉的屠宰場的描寫作結,意在喚起人們對虐殺動物的反感從而摒棄這種令人生厭的營生。托爾斯泰告訴人們,蔬食水飯本足以果腹。1894年一名記者問他的日常食譜,得知他總是以燕麥粥、麵包和菜羹為主食。而且,托爾斯泰說自從他不再食用糖、茶和咖啡,甚至也放棄了牛奶、黃油和雞蛋以後,他的健康狀況大有改善。

在1893年的一封信中,托爾斯泰指出,人不應該給動物製造苦難,這種想法正在得到廣泛的接受。他還提到了英國,在那裡這種人道主義的觀點變得越來越有影響力了。他設想種種方法減輕人對動物的依賴,對農業上以機械代替畜力的進步表示歡迎。人可以通過修持自律,勤勉勞作控制自己的欲念,而這樣做的第一步就應該從不吃肉,不役使牲畜為交通工具而安步以當車開始。“每一個人都應當從現在做起。”

狩獵本是托爾斯泰自青年時代以來最大的愛好。這其中飽含了他對自然風物的敏銳洞察與熱愛,對雕弓射虎、輕騎逐鹿的忘情,也體現著他充沛的精力和過人的膽量。在高加索服役期間的通信中,他激情洋溢的敘述自己馳騁田獵的經歷,寫他射殺狐狸和灰兔,寫他追逐野豬和麋鹿卻空手而歸。然而,在1885年托爾斯泰斷然放棄了狩獵的愛好。這是他的生活在那一年中的又一個重大轉變。他的妹丈史蒂芬-貝爾斯(stepan Behrs)在1887年遠游歸來這樣描寫他的轉變:“出於對動物的深切同情,他放棄了狩獵。他說現在對打獵已不再有絲毫興趣,而且想到曾經有這種愛好他感到吃驚。”

同時,在瞭解到美國禁酒運動的情況後,托爾斯泰即放棄了飲酒。他還試圖使他的莊園附近的農民也接受禁酒的原則。經過長期的努力,他戒除了菸癮。在《人為什麼愚弄自己?》(Why Do Men Stupify Themselves?)這篇文章中,托爾斯泰說酒精和菸草都是令人產生輕微的迷狂的毒品,人們甘心遁入這種迷狂卻因此更感到良心上的不安。“我們生活中充滿了狂惑和愚昧,這完全是因為大多數人終朝每日醉生夢死自我麻痺的結果。”因此,他也同樣積極地反對佔用耕地種植這些滿足人們完全不必要的嗜欲的奢侈品。

在他生命的最後20年裡,托爾斯泰繼續創作,寫出了像《復活》這樣的優秀長篇和一些短篇小說及戲劇。針對沙皇政府的暴政托爾斯泰給與不懈的鬥爭與抗議,並在《上帝之國在你心中》(The Kingdom of God is Within You)等書中反對戰爭,呼籲和平與非暴力。這是作者最有力量的一本書,曾深深地影響了甘地

從1881年起,托爾斯泰一家每年都要在莫斯科住些日子,這成了他們的習慣。1882年,托爾斯泰參與了當時的人口普查工作,這使他真切目睹了大都市裡的墮落。有一個時期,他對自己身陷其中的生活方式感到極度不滿。他和他的家人這種饜足粱肉,卻飽食終日的優裕生活與他所追求的那種簡朴、寡欲的生活相去何啻千里。每念及此,他便不能不感到良心上深深的不安。而索尼亞滿足於傳統的宗教,並為了這個大家庭的幸福心甘情願地辛苦勞作,她無法理解丈夫的追求。他們之間的分歧難以調和,雖然他們彼此深愛對方。矛盾、不和諧不可避免地發生了。不幸的家庭衝突又因托爾斯泰晚年手稿和日記所有權的糾紛而激化。索尼亞和托爾斯泰的得意門生、嚴毅莊重不苟言笑、比老師更不知妥協的車爾科夫(Chertkov)都要求保管這些手稿。托爾斯泰沒有享受到最終的平靜,雖然他甚至離家出走努力找尋。家庭不和與車爾科夫為使自己成為他的合法繼承人而精心策劃的一系列訴訟糾紛使他不堪其擾,永無寧日。

R. F. 蘇莫爾(R. F. Summers)